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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吹了,《易经》中并没有什么高深莫测的东西 | 短史记

开门见山,先扔结论:《易经》(本文所谈《易经》,均指包括了经与传的《周易》)是一部基于对天文学和气象学的观察而总结出来的、用以指导劳作、生活与管理的著作。书中有价值的内容,我们在九年义务教育时代,大体上就已经学完了。而且,九年义务教育的内容,远远超出了《易经》的范畴。 当代国学市场上,有很多人在卖“解读《易经》”。在他们的嘴里,《易经》包容万象、蕴含无穷智慧,小可以启悟人生真谛,大可以解开宇宙密码。 别信他们瞎说。 《易经》产生于中国理性文明发端的商周时代,所以,当代国学界称之为“华夏文明智慧的源头”。这种赞誉倒也不算过分,问题是:“源头”处的理性文明,必然是简单的、粗糙的、不成熟的,甚至杂入了许多错误逻辑在其中,但“国学大师”们一方面要赞誉《易经》是“华夏文明智慧的源头”,另一方面又要吹嘘《易经》无所不包高深至极,这就大大地矛盾了,不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常识了。 这种自相矛盾的双重吹嘘,不仅仅存在于《易经》。比如,两千年多前,有个人发现光“煦若射”,然后在两千多后的今天,有人既赞誉他“世界上第一次明确指出光沿着直线传播”,又歌颂他“启发了量子通信”。 一个刚刚触及光学常识皮毛的人,“启发”不了当代最前沿的科学成就。一本记载刚刚发端的理性文明的著作,也不可能高深莫测蕴含无穷智慧。 所以,回归常识,且来看看《易经》究竟是在说什么。 图:中华书局版《周易》封面 古人其实有过很精到的总结。比如《太史公自序》里说: “《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 意思就是说:《易经》这本书,谈论的是天文地理、昼夜阴阳、四季时节、万物生用(古人认为金木水火土构成万物)的变化。 比如,《观》卦里说,“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观测日月星辰,并此制定岁时历法,用于观象授时,就可以做到按季节合理耕种、合理采伐、合理劳休,不会误了事情。 司马迁之前,研究《易经》最权威的人是孔子,他专门写了《系辞传》上下两篇,来解释《易经》究竟在说什么。《系辞传》开篇,孔子就把问题说明白了: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 意思是说:天象的变化为“尊”,地上的四季昼夜变化为“卑”(天尊地卑),后者由前者决定,把这个道理说明白了(卑高以陈),就可以在事物与现象中定出“乾坤”、分出“贵贱”(乾坤定矣、贵贱位矣)。然后,在日常的劳作和生活中,就可以知道什么时候该“动”该“刚”,什么时候该“静”该“柔”(动静有常,刚柔断矣);也可以知道哪些事情可以划为同类,哪些物种属于同群,进而辨别出它们的吉凶。 翻译最末一句“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之前,要先解释一下——汉语里“象”、“形”经常连用,但二者的古义是有区别的,“象”通常指的是一种比“形”更高层级的存在(参考“大象无形”一词)。孔子的意思是:天上日月星辰雷电,是一种高层级的“象”,地上四季昼夜变化,是一种低层级的“形”,高层级“象”的运转,会引发低层级“形”的变化。 这是孔子所理解的《易经》的内容。 这些内容,显然没有超出九年义务教育的范畴。 图:《易经》四时八卦示意图 以《易经》第一卦“乾卦”为例略作解读,就可以看到,孔子的理解是准确的。 乾卦的爻辞是这样的: 初九:潜龙,勿用。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上九:亢龙有悔。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这里的“龙”,指的是“东宫苍龙”。中国古代天文学把周天星座划分为四个天区,分别是“东宫苍龙”、“北宫玄武”、“西宫白虎”、“南宫朱鸟”,每个天区由七个星座组成,合称二十八宿。“东宫苍龙”由角、亢、氐、房、心、尾、箕七个星座组成(见《史记.天官书》)。 下面具体解释一下乾卦里的那些“龙”。 初九:潜龙,勿用——“初九”这一天,“东宫苍龙”还在地平线以下,是一条看不到的“潜龙”,在这一天,要用“勿”把民众集合起来,举行一场占卜活动——《说文解字》里说,“勿,州里所建旗,……所以促民”,是官府立起来的一杆旗子,作用是招呼民众;“用,可施行也,从卜”,“用”字的古意,与占卜有关。(注:《易经》的数字系统与今天不同,这个“初九”不同于今天标记月份日期的“初九”,有学者认为,这个“初九”指的是冬至日) 图:“勿”字的不同形态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二”这一天的黄昏,“东宫苍龙”已经浮出了地平线,“在田”。民众是时候着手准备耕种了。“利见大人”,学术界的解释很多,有人认为“大人”是指导、监督民众劳作的官员,似有一定道理。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三”这一天,耕作者(君子,甲骨文中的“君”字,是一个向土穴中播种之人的形象;也有意见认为君子指的乃是东宫苍龙,终日乾乾的意思,是指东宫苍龙每天都很努力在朝着天空——也就是“乾”——上升)需要整天在田地里干活,即便到了傍晚也要继续努力,如此才能“无咎”,才不会违背天时,才算得上没有过错。 图:“君”字在古代的不同形态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这时候的“东宫苍龙”,已不是“见”(部分出现在地平线附近)了,而是整个“跃”了出来,龙身全部离开了地平线。民众要好好劳作,才算不违背天时,才算没有过错(甲骨文的“渊”字,是一种外为范围、内有流水的形态,指的可能是塘坝一类的人工水利设施)。 图:“渊”字的不同形态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东宫苍龙”终于飞升到了最高处,运行到了天穹的正中央。这时节是农作物能否丰收的关键期,负责指导、监督民众劳作的官员(大人)必须积极行动起来。 上九:亢龙有悔——这里说的是“东宫苍龙”运行到中天后,开始往回下落。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这里说的是“东宫苍龙”的“龙首”隐没在了西方的地平线下面,但构成“东宫苍龙”的其他星座都还可以见到。“吉”,农作物到了收获的季节,当然是“吉”。 这些内容中的某些要素,比如“东宫苍龙”,今天的初中生是肯定不会再学了,但二十四节气之类的知识,显然仍属于义务教育的范畴。 当然,以上解读未必全然准确,某些字词(比如“大人”)如何理解,学术界存在很多的意见分歧。但《易经》乾卦六龙,是一种按照“东宫苍龙”出现的方位来确定季节、指导劳作的知识模块,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后续“坤卦”里的“初六:履霜,坚冰至”、“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等爻辞,也很明显是在指导节气(冰霜)和劳作(王事)。 世界上所有的古老文明,其走向理性,均是从天文学和气象学发端。这与原始农业社会的繁荣,须高度依赖气候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中国自然也不例外。《易经》所显示的,正是商周时期的中国人,想要依赖其在天文学和气象学方面长期观察所得到的经验,来构筑一种“世界的运作逻辑”的努力。 《易经》最基本的八个卦象,对应的乃是自然界的八样事物——乾为天,离为日,坤为地,坎为月,震为雷,艮为山,巽为风,兑为泽。以震卦为例,其卦辞是: 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 虩虩,是恐惧的意思;哑哑,是笑声;匕鬯,是食具和酒。大意是:雷声让人惊恐,但其实没事,过后人们都会开心地笑起来,它的声音虽然震动百里,但人们的食具和酒都还稳稳拿在手中。所以打雷这个事,“亨”,是好事,不必害怕。 这段卦辞,显示古人对雷电这种自然现象,开始突破本能的生物性恐惧,在理性上有了其他认知。而这种认知被如此郑重其事地写在震卦的卦辞里,也显示当时之人对于自然现象的理性认知还非常有限。 尽管认知有限,但人类一旦开启了理性思维的大门,就必然会有为世间万事万物寻求一种共通的解释逻辑的冲动。《易经》也不例外。通过对天文、气象、地理的观察,它把“天地日月风雷山泽”八样事物确定为构成世界的最基本的八个卦象之后,就开始尝试着要用这八个卦象来解释世上的万事万物了。 比如,噬嗑卦的卦辞是“亨,利用狱”,也就是讲刑狱问题,它的卦画是什么呢?是“离上震下”,离卦代表的是“日”(按荀爽的解释,日对应君王),震卦代表的是雷。君王对治下臣民施以震雷之威,就是刑狱。这种不成其为逻辑的逻辑关系的构建,是后续卜卦工作的重要理论前提。 今人用以解释世间万物的学术工具,已经进步为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物理学、生物学、化学……《易经》时代那种以简单的“象征性对应”来构筑世界观的方式,早就被淘汰了——不过,这并不是说《易经》没有价值,只不过,它的价值在于文明史上的地位,而非在现实世界中有什么作用。 图:曾仕强,中国当代最成功的《易经》生意人 以上,谈了“《易经》是什么”,下面再简单说一下《易经》在当代国学市场为什么会被吹成上天入地无所不包的大学问。 首先,这与《易经》的存在形态,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作为产生于甲骨文和《诗经》之间的一种历史文献,《易经》的用词与先秦孔孟时代的文言完全不同,相当于一种“文言文中的文言文”。要理解它的真实含义,存在很大困难。这种语义模糊、名气甚大的著作,恰是做国学生意者喜欢的东西——如鲁迅所言,只要有人提出异议“说不好”,就会被指责“因为你不懂”。 此外,《易经》所涉内容驳杂,也很合做国学生意者的心意。谈天时、谈季节、谈耕作,也谈武力、谈刑狱、谈贫穷、谈管理……这种杂,本是理性萌芽阶段常见的“一勺烩”,中外皆然,但对做国学生意者而言,这恰恰给了他们极大的东拉西扯、自由发挥的余地,亦即比较好吹。 其次,中国的国学商业圈对《易经》的热衷,有着特殊的历史成因。 因国力虚弱,一些近代文化人物,曾肆意吹嘘过《易经》。比如,胡兰成曾扬言,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得感谢中国的《易经》: “日本的明治天皇合于乾卦之九五,飞龙在天,当时的维新诸功臣多是以圣贤之学为根本,多样地多角度地理解道德,凭着纵横的才智转国运之大难为大庆,此诚得力于《易经》之教。” 但此类言论终属少数。顾颉刚、郭沫若、闻一多、李镜池等人对《易经》做历史考订时,早已不再将之视为一本如何神奇如何了不得的著作。 《易经》在学术界重新变成“了不得的奇书”,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当时展开过一场关于《易经》的大型学术讨论。讨论最集中的时间段,是1960年12月~1961年6月,主要讨论阵地是《哲学研究》《文汇报》《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参与者“多为教授学者,全面涉及了周易有关问题,分歧相当广泛”,期间有一种倾向,将《易经》“说成是几乎达到了现代辩证唯物主义的水平”。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文知识界开始传播“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是受了中国《易经》八卦图的启发”、“莱布尼茨发明的二进制与《易经》八卦暗合”等似是而非的信息。 事实上,莱布尼茨通过传教士白晋看到八卦图时,已是发明二进制后许多年;说“二进制与《易经》八卦暗合”的,也是传教士白晋而非莱布尼茨,莱布尼茨看不懂八卦为何物,他只是接受了白晋提供给他的解释。根据二人间的通信,白晋如此解读八卦图的用意,是想透过制造东西方学术的这种“暗合”,寻到一条让中国人接受基督教的方便路径,也就是助力他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显然,这并不是一种严肃的学术意见。 同期,东方宗教爱好者、美国学者弗里乔夫·卡普拉在《物理学之道》(1975)一书中,将现代量子场理论与《易经》对比,认为《易经》与基本粒子的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动力学模型相一致,八卦图与强子的八重态相对应。这种似是而非的结论,同样让国人兴奋不已。 “《易经》热”遂就此在中国一发不可收拾,成了一门智慧无穷包打天下的近神之学,在国学市场上长盛不衰。 图:上世纪90年代初,媒体对《易经》热的报道 与莱布尼茨和卡普拉不同,在真正读过《易经》的杨振宁眼里,《易经》与二进制、量子物理这些现代科学毫无关系,相反,“《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 近代科学没在中国萌芽,是否与《易经》有关,不妨见仁见智。但杨振宁读了《易经》,没发现《易经》有什么特别高明的地方,这是一个事实。 简而言之,如何把《易经》的每一句卦辞和爻辞精确地读明白,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需要很深的学术功力(那是考据训诂的功夫);但要明了《易经》的大致主旨为何,只需要对相关严肃研究稍作涉猎,再加上一条“能够尊重常识”就够了。 什么是常识? 常识就是:处于理性萌芽阶段的文明,必然是简单的、粗糙的、不成熟的,甚至杂入了许多错误逻辑在其中的。《易经》的深奥,在于它的文字很难被读懂,而不是它所记载的内容如何高深莫测、如何厉害到不得了,那是不可能的。 参考资料 ①陈久金、张明昌,《中国天文大发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第61~63页。 ②陈涛,《常用汉字浅释》,新世界出版社,2011,第429页(渊) ③陆思贤,《周易考古解读》,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第132~181页。 ④周克前,《<易经>与气象学的关系》。 ⑤胡兰成/著、小北/译,《易经与老子》,辽宁人民出版社,2016,第5页。 ⑥复旦大学哲学系资料室编,《建国以来哲学重要学术论争简况  1949.10-1965.5》,复旦大学出版社,1978,第128~130页。 ⑦余敦康,《从<易经>到<易传>》 ⑧陈乐民,《莱布尼茨和“儒学”》 ⑨杨振宁,《<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自然》杂志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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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再吹「宋朝GDP占世界的80%」 | 短史记

问:这两天看《清平乐》。请编辑说一说宋朝的GDP。有统计认为占到了世界经济总量的80%,是真的吗? 关于宋朝的GDP,中文世界流行着许多说法。 最常见的是两种。一种称宋朝的GDP占到了世界的80%,另一种称占到了世界的60%以上。某些“稍微严谨一点”的文章和著作,则将二者结合起来,说占到了世界的60%-80%。 这两个数据都不可信。 “占世界的80%”之说,源头已不可考,也没有任何学术和史料依据。它的广泛传播,与央视《百家讲坛》一档谈宋史的节目有关。节目中,讲述人介绍了这个数据,且对其持肯定态度。 “占世界的60%以上”之说,则出自误读。 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在其著作《世界经济千年史》中,有一项利用购买力换算得出的统计,认为在公元1000年左右(正值中国的北宋时期),亚洲(不包括日本)的GDP规模是789亿国际元,整个世界的GDP规模是1168亿国际元,前者相当于后者的67%左右(见下图)。 有些人想当然地认为不包括日本的亚洲,主要就是北宋,所以有了“宋朝的GDP占到了世界的60%以上的说法”。① 安格斯·麦迪森的统计,他使用的单位是“10亿国际元” 殊不知,上面这张放在正文中的表格,只是一张简表。 在该书的“附录B”中,麦迪森还有更详细的表述——他将“亚洲(不包括日本)”这一区域,划分成了中国、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地区)三个部分。 据这张附表,中国在公元1000年前后的GDP规模,是265.5亿国际元,只占到世界GDP总量的22.7%;印度占到了28.9%。② 麦迪森关于世界各国GDP的统计(部分)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麦迪森统计的是“中国”,而非“北宋”。他在书中将公元1000年前后的中国人口,确定为5900万。一般认为,公元980年的北宋人口大约是3250万;这5900万人当中,显然还包括了辽、西夏、大理等处的人口。 也就是说,若以麦迪森的计算为依据,那么,在公元1000年前后,北宋的GDP总量占世界的比例,是要少于22.7%的。 此外,麦迪森还有一个关于“人均GDP”的数据对比。他通过购买力换算,得出结论:公元960年,也就是北宋立国之时,中国的人均GDP相当于1990年的450美元,比同期的欧洲略高。③ 具体见下图: 麦迪森对中国、欧洲人均GDP的比较 遗憾的是,因为无法带来血脉贲张的快感,麦迪森的这个数据,很少被中文知识界引用。传播最广泛的说法,是毫无依据的“北宋人均GDP达到了2280美元”。 当然了,中国开始统计GDP,是1980年代的事情。麦迪森的上述统计,是在数据非常不充分的条件下,做出的一种学术估计,而非精确计算。也有很多学者不认同麦迪森的数据,但这些不认同,并不会从22.7%偏差至60%乃至80%,后者不可能是史实,只能是神话。④ 宋代石刻地图《禹迹图》 其实,判断一个朝代的生存环境对民众是否友好,不必使用后世发明的GDP之类的概念,由传统的财税制度入手,也足以管中窥豹。 北宋开国,民众承受的税赋,其实是很高的。朱熹就说过,“祖宗创业之初”有很多事要花钱,老百姓承受的负担,“比之前代已为过厚重”,与前代相比,重出了许多。 两宋三百年,这种状况始终没有得到改变。宋仁宗时代,包拯在奏折里说:天下的纳税户口没怎么变,朝廷的财政收入却增加了一倍有余,这是为什么?是因为这些年朝廷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就开始玩“折变”,玩“重率暴敛”,也就是变相增税。他问宋仁宗:“日甚一日,何穷之有?”这样一天天地增税增下去,何时是个尽头呢?⑤ 包拯说的,主要是农业税。增税的核心动力,是养活庞大的禁军与官吏集团。北宋禁军的数量,在宋太祖时代已有37.8万余人,到宋仁宗时代,则高达125万余人(包括部分地方厢军),同时代的欧阳修发出过“七八十万之兵,不得七八万人之用”的感慨。至于官吏数量,仅1001年就裁减了19.5万冗吏;而未被裁减者的数量,又远远多于裁减者。为了养活这近两百万人,北宋的财政很早就入不敷出了,宋真宗天禧年间的收支核算是:天下总支出15085.01万,总收入是12675.52万,亏空了2400余万。 宋仁宗时代,大臣贾昌朝对皇帝说过这样一番触目惊心的话: “臣我治理过京畿附近的一个县邑。邑中驻扎了三千名禁军,留出一万户百姓的税赋,仅够勉强供应他们,郊祀庆赏之钱还得从内库中开支。江淮每年向京师输送600余万石粮食,但江淮一年的输入,仅勉强够国家一个月的开支,其中军队占去三分之二,冗食占去三分之一。国库里已没有什么储蓄。天下无事已久,财富既不藏于国库,也不藏于民间,一旦有天灾有战事,可怎么办呢?”⑥ 三千名禁军,要一万户纳税者才能勉强养活。按125万禁军计算,光养活他们就需要420万纳税户——宋仁宗嘉佑八年(1063年)的统计,天下只有纳税户1246万余户。再考虑到禁军频繁调动的费用、地方厢军的存在、京畿地区百姓比较富裕等因素,推测认为仅军队一项,大约就要耗掉天下半数纳税户的税赋,也不算太离谱。 在这种状况下,宋朝之所以还能立国三百年,是因为它在商业采取了与前代不同的政策,不但不再抑商,甚至还有了一些重商色彩。在宋代的多数时候,来自工商业的财政收入,超过了来自田亩的农业税赋。 北宋《金明池夺标图》 但这并不意味着宋朝有很好的商业环境。 “禁榷收入”是北宋政府最大的一笔商业收入。所谓“禁榷”,就是国家垄断。垄断的具体方式很多,或是官产官运官卖,或是由官府掌控货源卖销售许可证给私商,或是允许民间生产,但必须集中卖给官府,再由官府卖给民间。垄断的商品种类也很多,至少包括了食盐、酒、茶、矾和香。 宋代官府非常严苛地执行上述垄断政策。清代史学家赵翼评价说,在酒类垄断这件事情上,“未有如宋之甚者”,历朝历代都比不过宋朝。食盐垄断的典型恶政,发生在燕云十六州。联金灭辽后,北宋收回了燕云十六州的一部分,然后在该地实行新的盐法。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在辽人统治的时代,当地“每贯四百文得盐一百二十斤”,也就是11.6文钱可以买到1斤盐;北宋官员接收该地后,立即启动食盐专卖政策,“每斤至二百五十文足,或二百八十文足”,将盐价提升到250-280文钱一斤,足足是之前的20余倍。⑦ 对私营工商业征收商税,与“禁榷收入”的体量不相上下。除时而在灾荒年份对农器、粮食之类免税外,宋人生产、生活中的所有物品,几乎都在征税之列。盖个房子要征税,娶妻子嫁女儿也要收税,甚至出远门读书,在路过税卡时,随身携带的铜钱、铁钱也要纳税,只有纸币一般不征税,因为宋朝政府很喜欢随意发行纸币,来解决自己的财政困难。 宋代沙船 到了南宋,情况变得更糟。朝廷开始预征、预借农业税——预征就是秧苗刚插下去,官府就来收今年的税粮;预借是今年先把明年、后年、再后年的税粮给征了,时人形容这种预借的本质是有借无还,这任官员借了,下任官员绝不承认,绝不会说明年、后年就不征粮了。商税的种类也是多如牛毛,什么经总制钱、丁绢、丁盐钱、折布钱、僧道免丁钱、市例钱、秤提钱、罚酒钱、科醋钱、卖纸钱、税酱钱、下拳钱……宋元时代写《文献通考》的马端临说,自己虽是时代的亲历者,但“不可以遍举,亦不能遍知”,收税的名目太多,实在是列举不过来;还有很多税种,自己也没听过。 宋孝宗时代,被压榨得奄奄一息的南宋商人,已习惯性地将各处的征税港口与关卡称之为杀人的“法场”。池州的燕汊港是“大法场”,湖北的黄州是“小法场”,湖北的鄂州是“新法场”。这些法场,会替商人编造不存在的货物,勒令他们纳税,如若不从,以后就很难再在这里做生意,这种手段在当时有个名称,叫做“虚喝”;法场还会擅自更改商人货物的价格和数量,勒令他们多纳税,这种手段叫做“花数”;朝廷在政策上推广纸币,法场则强迫商人用铜钱纳税,铜钱不足就以低价扣留商品做抵,这个手段叫做“折纳”;……⑧ 以上种种,才是宋朝民众的真实生存状况。 注释 ①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6页。 ②同上,第259页。 ③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9页。 ④张邦炜,《不必美化赵宋王朝——宋代顶峰论献疑》,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⑤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1995年,第32-33页。 ⑥《宋史》卷一七九《食货志.会计》。 ⑦《三朝北盟会编》卷24。 ⑧陈振,《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第584-5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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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图》不是在歌颂大宋盛世 | 短史记

最近读了一本书,《隐忧与曲谏:解码录》。作者余辉,是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主任、研究馆员。 该书考证认为,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的城市结构,“丝毫对应不了当时的开封地图”,也就是说并非写实,而是画家依凭自己的意志,有目的地选择画什么、不画什么。这种选择透露出了画家的用心,非是在歌颂大宋的盛世太平,而是在委婉地提醒宋徽宗社会已出现严重的危机。具体而言就是: “画家在铺展开封城清明节商贸繁华的景象时,出乎寻常地表现了惊马闯市、船桥险情、文武争道、军力懈怠、消防缺失、城防涣散、商贾囤粮、官盐滞销、商贸侵街、党祸渎文、酒患成灾、贫富差异等一系列问题。” 作者的结论是:《清明上河图》描绘的不是实景,也不是太平盛世,而是画家张择端“借(宋)徽宗敕令画《清》卷之机,萌发了揭示社会弊病的构思:一方面表达了他对北宋前途的隐忧,另一方面以曲谏的方式敬告徽宗关注社会危机和国家隐患”。 这是一种迥异于既往的见解;也是一种令人信服的见解。 支持这种新见解的,是作者通观全画,发现其中有许多颂世画作之中本不该有的内容元素,比如“疯狂的惊马”闯入市郊、望火楼空寂无人形同虚设、航船在虹桥旁边发生了险情、衙署差役慵懒欲睡、城门及城楼上下无一兵一卒站岗、乞丐与流民在城中艰难谋生……如果张择端只是履行一个宫廷画家粉饰太平的“基本职责”,他既不必、也不应该将这些内容绘入画中。 以下图片,截取自故宫博物院藏绢本设色《清明上河图》。 图:疯狂的惊马闯入市郊 图:航船在虹桥旁边发生了险情,桥上尚有坐轿者与骑马者在争道 图:衙门前慵懒昏睡的差役 图:城门及城楼上下无一兵一卒站岗 当然,书中也有某些观察值得商榷。比如,将有文字的苫布解读为遭遇宋徽宗迫害的旧党的书法作品——这些文字实际上是看不清的;将运河上卸载货物的船只解读为民间商人控制了官粮漕运——宋徽宗时代,漕运及漕运带来的利润,始终牢牢控制在朝廷手里。 但上面这几张图片所呈现的内容元素,已足以使人对《清明上河图》做一番重新认知。张择端是一位宫廷画家,按宋代翰林图画院的规定,宫廷画家的应制之作,完成后须统一交给画院装裱,登记入册后呈送给皇帝御览。上面这几张图片中的不协调元素,是无法让赏画者,也就是宋徽宗产生愉悦情绪的。 这种令人难以愉悦的气氛,实际上始于《清明上河图》的开卷之处。一般认为,该图的开卷处缺失了约一尺左右的内容,即便如此,下图中的断枝,处在该部分绘画的视觉中心,仍可以说是相当地扎眼。这不是颂世画作该有的元素。 图:开卷处突兀的断枝 进入市郊后,断枝升级成了断树。下图中的这棵老树,树冠与树干已几乎完全断裂,透过断裂处甚至可以看到后面的篱笆,五人二驴(截图不完整)正从这岌岌可危、行将断成两截的老树下走过。显然,这也不是颂世画作该有的元素。 图:行人从一棵行将断裂的老树下经过 古人也早已发现了这些充满了危机感的不协调内容。 明代人邵宝说,自己反反复复欣赏《清明上河图》,觉得它上面的男女老幼少壮全是“活活森森”的,城市郊野桥梁店铺全是“纤纤悉悉”的,实在是一件“人间之异宝”。但是,他不同意将这幅画解读成歌颂盛世,因为他从画中看到了许多“触于目而警于心”的内容,他觉得这是张择端故意为之,“敢怀而不敢言,以不言之意而绘为图”——他心里藏着对时代的深深忧虑却又不敢直接说出来,只好将这种忧虑,委婉地绘在了画作之中。 “画谏”在宋代是有先例的。 1074年,也就是宋神宗熙宁七年,开封城的城门官郑侠,因目睹城外遍地皆是流民,请画师绘制了一幅《流民图》,谎称是十万紧急的边防报告,于寒食节前夕(北宋的清明节与寒食节日期非常接近),送到了宋神宗手中。在随《流民图》一起送进去的奏章里,郑侠严厉批判了朝廷新推行的“市易法”,说它是汉武帝“平准法”的变本加厉,虽然打着“平物价”的旗号,实则是官府在变相牟利,天下之人卖儿卖女,流离失所,“市易法”要负重要责任。 作为宫廷画家,张择端必然知道《流民图》这段二、三十年前的知名往事。 此外,还有学者发现,《清明上河图》有一个特点:它所描绘的开封城,鲜少有巨商大贾,但却有“大量的小商小贩在兜售针头线脑刀剪小吃”,“无论是街边还是桥上的地摊贩子或是酒家饭店,除了城门内的正店之外,大多是小本经营”,而且“从头至尾,未见这类城市中常见的当铺、质库等类的经营”。简而言之就是:《清明上河图》里的开封城,是一座只有无数小本经营的小商小贩,没有大店铺、大商家的城市。宋神宗熙丰变法曾造就过如此情景;宋徽宗即位后,敛财政策一路向宋神宗靠拢,《清明上河图》如此描绘,虽非实景,却恰是实情。 一座没有富商大贾、只有无数小商小贩的城市,其实是没有活力的。反之亦然。 图:遍布城中的小商小贩 近些年来,“《清明上河图》不是在歌颂(缅怀)大宋盛世”这一观点,似已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认同。比如故宫博物院的向斯说,该图“是汴京当年繁荣的见证,是北宋城市经济情况的写照,更是一幅画家忧心忡忡、进献给皇帝的盛世危图”,与余辉的看法基本一致。另一位艺术史学者曹星原也认为,《清明上河图》“不是一般意义上对清明盛世的颂扬”。 在最新版的初中语文教科书八年级上册中,介绍《清明上河图》的课文,标题仍是《梦回繁华》,但在“阅读提示”中,已增入这样一段文字: “《清明上河图》还有很多值得探究之处。例如,有学者认为这幅画有揭示社会问题、劝谏宋徽宗之意,表现了画家对国家命运的担忧。” 时隔千年,这幅国宝级名画背后潜藏着的那股不愿唱赞歌、想要说真话的心流,终于挣脱尘埋,重见天日。 参考资料 ①余辉,《隐忧与曲谏:解码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②向斯,《解密清明上河图》,山东美术出版社,2016年。 ③曹星原,《图绘市易:重读》 ④统编本《语文 八年级(上)》,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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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活着时,他的诗无人转发、无人赞赏 | 短史记

公元769年春天,杜甫由岳阳前往长沙,途中写了一首题为《南征》的诗。诗里有一句凄凉的感慨: 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   此时,距离杜甫去世只剩下大约一年时间。这句感慨,是他对自己毕生写作的最终总结:我写的东西,我的《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我的《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我的《春望》《兵车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在我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无人转发,无人赞赏,没有知音。 这番总结,不是矫情,也不是自怨自艾,只是一个沉重的事实。 杜甫是个喜好交游的人,与同时代的知名诗人几乎全有往来,这些被他记录在了自己的诗中。但同时代的知名诗人,却几乎无人评价过杜诗,连李白这样的友人,在《戏赠杜甫》中,也只是回顾了两人交往中的玩笑话——“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李白笑杜甫太瘦,杜甫自嘲是因为作诗太苦,对杜诗本身,李白没有任何评价。赞赏杜诗的同时代之人,目前可见者只有三人,衡阳判官郭受、韶州牧韦迢与一位身份不明的任华,都是文坛的边缘人物。 图:杜甫像,今年是杜甫去世1250周年 “未见有知音”是一种无视。除了无视,杜甫关怀现实的写作风格,还招来过同时代之人的批评与攻击。今人已无法得知这些攻击的具体内容,但韩愈嘲笑过这些攻击是“群儿愚”,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杜甫也在《戏为六绝句》中“寓言以自况”,拿了庾信与初唐四子说事,借题发挥,做过一番回应——他说,庾信上了年纪后,诗赋更为老练,可笑的是,“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今天的某些人,对庾信的作品指指点点,搞得死去的前贤,怕了你们这些活着的后辈。他还说,今天的某些人,喋喋不休批评初唐四杰,但“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你们这些人的肉体与名字会彻底消失,初唐四杰的文章会万古流传。 这些无视、批评与攻击,究其实质,是时代对杜甫的一种刻意过滤。樊晃是唐玄宗开元时代的进士,做润州刺史(今天的江苏镇江一带)期间,他编纂了一本《杜工部小集》。这是杜甫去世后流传的第一本诗集。樊在序言中说: “时方用武,斯文将坠,故(杜诗)不为东人所知。江左词人所传诵者,皆公之戏题剧论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 所谓“戏题剧论”,大约是游戏笔墨、诙谐趣味之意,也就是读了让人爽、让人开心的东西。《饮中八仙歌》中,“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样的段子,就是典型的“戏题剧论”。 作为同时代之人,樊晃的这段文字,透露出了历史的玄机:并不是杜甫没有名气,才导致他对时代的忧思,无法进入时代的视野;而是时代拒绝聆听他的忧思,拒绝转发他描写时代之痛的“大雅之作”。从安史之乱中爬起来的中唐,要的是升平气象,要的是可以成为饮宴聚会极好谈资的“戏题剧论”,不是“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这种拒绝转发,也见于唐代人自己编选的唐诗集。现存“唐人选唐诗”尚有10种,4种选有李白之诗,5种选有王维之诗,5种选有王昌龄之诗,4种选有钱起之诗。他们与杜甫大体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但只有1种集子,选了7首杜甫的寻常诗。 杜诗的被无视,是刻意拣选的结果。唐人高仲武编纂的诗集《中兴间气集》,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据高仲武在序言中自述,他是这样选诗的: (1)选诗时段:“起自至德元首,终于大历暮年”。至德是唐肃宗的年号,起于公元756年;大历是唐代宗的年号,终于公元779年。 (2)选诗方式:“博访词林”,四处寻访;“述者数千”,进入视野的诗人多达数千人。 (3)选诗标准有二:一是主旨健康,须“著王政之兴衰,表国风之善否”,不能“苟悦权贵、取媚薄俗”;二是文风“体状风雅,理致清新”,要有艺术性。 这个选诗时段,杜甫的创作力相当旺盛。仅公元760-770年这人生的最后十年,杜甫就写了1100多首诗。高仲武寻访这个时代的诗人,杜甫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存在;相当多的杜诗,也完全符合上述三条标准。但结果是:高仲武选取了26名诗人的100多首诗,其中没有杜甫。 不选杜甫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上面这三条标准,只是拿来装点门面,真正的选诗红线,高仲武在序言中已说得很明白: “唐兴一百七十载,属方隅叛涣,戎事纷沦,业文之人,述作中废。粤若肃宗先帝,以殷忧启圣,反正中原。伏惟皇帝以出震继明,保安区宇,国风雅颂,蔚然复兴,所谓文明御时,上以化下者也。仲武不揆菲陋,……” 大意是:唐王朝立国至今170年,之前的战乱让文人流离失所,写作中断。直到先帝平定中原、皇上继承遗志让世道清平,“国风雅颂”,也就是文学创作才再度复兴。我高仲武自不量力,要编纂一本《中兴间气集》,来歌颂先帝和皇上的功绩。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的三吏三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春望》;“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的《兵车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当然不应该、也不可能出现在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中。 图:翻译为朝鲜语的杜甫诗歌 时代重新发现杜甫的伟大,是他去世半个世纪之后。 那时节,盛唐已是遥远的传说,现实世界正一步步坠入晚唐,种种压抑与乱象,让韩愈与白居易这些知识分子深感忧虑。杜甫去世时,韩愈只有两岁,白居易还要等两年才能出生。他们越过了时间与空间,在杜甫对时代的忧思中寻找到了共鸣。韩愈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只有蠢货才会去诋毁李白与杜甫那些光芒万丈的文章;白居易说“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在他心中,少有人比得上杜甫。 遗憾的是,韩愈也好,白居易也罢,他们对时代的忧思,也像杜甫一样,遭到了时代的抵制。白居易虽有着鼎鼎诗名,但他清楚这名声的实质,在《与元九书》中,他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然而现实世界却是: “凡闻仆贺雨诗,而众口籍籍,已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以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 大意是:众人知晓我写了劝谏皇帝改善民生的贺雨诗,已是喧嚷不休,认为不合时宜;知晓我写了感慨孔戡刚正不阿却不得重用的悼念诗,全都很不开心;见到我写的描绘悲惨现实世界的《秦中吟》,豪门权贵们脸上已有痛恨的神色;见到我写给你的感慨小人当道、志士沉沦的《登乐游园望》,当朝的执政者已开始扼腕;见到我描写军人掳掠的《宿紫阁山北村》,手握重兵者已开始切齿……我知道,时代喜欢我的诗歌,只是喜欢杂律诗和《长恨歌》之类。时代喜欢的东西,我不在意、不重视;我在意、重视的东西,时代不喜欢。 再后来,唐末的战乱与流离,让一部分读书人想起了杜甫遭遇的战乱与流离,想起了他对时代的记录与忧思,“诗史”的称号渐渐得到公认。再后来,经历“熙丰新政”乱局的苏轼,也在杜甫的诗中找到了共鸣,他赞扬李白与杜甫都是“凌跨百代”的绝世之人,又说在古往今来的所有诗人当中,应该以“杜子美为首”,因为与杜甫相比,李白“岂济世之人哉”——杜甫是一个关怀现实、忧虑民生的知识分子,但李白不是。再后来,是文天祥在狱中的感慨: “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 我对这个世界想说的话,杜甫早就替我说完了。 参考资料 ①《杜甫诗歌研读》,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第80-86页。 ②曾枣庄,《“百年歌自苦,不见有知音”——论唐人对杜诗的态度》,收录于《杜甫在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③许德楠,《从所谓杜诗中的“戏题剧论”谈杜诗的“历史命运”》,《杜甫研究学刊》2005年第3期。 ④吴河清,《今存“唐人选唐诗”为何忽略杜甫诗探源》,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⑤李国文,《读后 ——试论中国文学离完蛋还有多远?》,《钟山》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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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小心那些不讲逻辑的经典文言文 | 短史记

语文教育有很多目的,比如“文化传承”,比如“文学修养”……   但最核心的目的,乃是训练学生熟练运用语言文字工具,有逻辑地自我表达。   其他任何目的,皆不能妨害核心目的。 遗憾的是,语文教科书所选用的经典文言文,多有缺乏逻辑者。试略举几例。   一、庄子不讲逻辑的诡辩   课文《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是《庄子·秋水》中的一篇。曾收录于人教版九年级下册。“部编本”语文教材八年级下册亦收有此文。① 其文如下: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鯈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 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人教社提供的教学参考,希望学生通过这篇文章,“理解文意,把握故意的寓意,理解庄子与惠子不同的志趣。”② 如何“理解庄子与惠子不同的志趣”,自然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但这种“志趣”的阐释,依赖于不讲逻辑的诡辩,也是事实。一如作家王蒙所言:: “我越看越感觉庄子是太诡辩了,我是非常喜欢庄子的,庄子的文字好啊,但是这种诡辩这种讹,北京话叫讹搅,第一个他循环论证,‘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就说,我非子,安知我不知汝不知鱼之乐’是不是?这个两个人就一块辩论一下,辩论到2005年也辩论不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们看全文的话,这个庄子更不讲道理,人家安知鱼之乐,这个‘安’的意思是为什么,你怎么会知道鱼之乐,为什么和怎么的意思,why和how是这个,但是庄子理解成了Where do you know the happiness of the fish?你问的是where,既然是where,就是你知道我已经知道鱼之乐了,我告诉你我就是在濠上知道的,利用一个‘安’字,因为这个安字既可以当how讲,也可以当why讲,也可以当where讲,是不是?这是讹的把戏。我就弄不懂了,为什么古往今来那么多人在这注释啊……怎么就没有人指出来庄子在这儿诡辩呢?”③   图:原人教版九年级下册所收录的《庄子》文章 二、孟子不讲逻辑的“雄辩” 课文《得道多助 失道寡助》,是《孟子·公孙丑下》的一节。曾收录于人教版九年级下册课文“《孟子》两章”。④ 文章开篇提出一种观点——“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如此论证该观点的正确性: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按孟子的逻辑,某些“得天时者”未能攻下“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即可证明“天时不如地利”。某些城高池深的军事据点,拥有兵革之利和粮草之裕,守城者却弃之而去,即可证明“地利不如人和”。   孟子提到的情况是有的。但现实中,天时战胜地利的例子,人和不敌暴力的例子,同样数不胜数。比如,汉末建安二十四年,关羽率众围攻曹仁镇守之樊城,曹操遣于禁率军往助——“秋,大霖雨,汉水汎溢,禁所督七军皆没。禁降羽,羽又斩将军庞德。”——这就是典型的天时(秋季暴雨)战胜地利(樊城)。至于人和不敌暴力机器,二十四史里更是俯拾皆是。 孟子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警告统治者要重视“道”、重视民意,用意是很好的;但其论证逻辑,却是错误的——这大约也正是孟子的警告始终未曾对历代统治者产生真约束作用的缘故,相反,历代君王更乐于玩“我是赢家,所以我多助;我多助,所以我得道”的推论游戏——这种推论,同样不讲逻辑。   非止此篇。孟子以“雄辩”著称,但其辩术当中,鲜少有符合逻辑者。学者鲍鹏山曾举例分析: “孟子硬到底要说‘人性本善’。……我也不是说‘人性本善’不对……我只说孟子论证时的逻辑不对。比如当时有一个告子,他主张人性无善恶,善恶出于后天的影响。为了说明他的这个观点,他作比喻说:‘这就好比是水,一池的水,挖开东边水就往东流,挖开西边水就往西流,水本身没有什么或东或西的本性,它或东流或西流,都是由于外在的引导。’孟子一听,便较上劲了:‘你说水不分东西,但难道也不分上下吗?水总是往下流的,人本性都是善的。’” “我们来稍微分析一下。告子是先有结论,然后用比喻说明的。用比喻说明是可以的,允许的。但孟子是以水为喻来证明。用比喻来证明就违背了逻辑了。比喻怎么能用来证明呢?——顺便说一句,在中国古代的论说文中,常见用比喻来证明的例子,那一概是错误的,违背逻辑的。直到今天,我们的中学教材或一般写作学教材上,还把‘比喻论证’列为论证方法之一种——况且,水永远往下流,也只能比喻一定的方向,而不能说明具体的方向。孟子这地方的原话是:‘水无有不下,性无有不善。’他用第一句‘水无有不下’来证明第二句‘性无有不善’,那我们改一字:‘水无有不下,性无有不恶。’怎么样?我们用孟子的论据与方法,还证明了人性恶呢!同一种论据与方法,竟证明了两种相互矛盾的观点,这论据与方法不是大有问题吗?”⑤   图:民国人夏惠民根据个人想象绘制的孟子像 三、“中国式辩证法”的污染 前面两个例子,是课文材料本身存在逻辑问题。   还有一些文言文课文,逻辑问题出在教学主旨上。比如《塞翁失马》。 这是《淮南子》中一则寓言。曾收录于人教版语文教科书七年级上册,“部编本”语文教材七年级上册也保留了此文。 寓言内容很简短,全文如下: 近塞上之人,有善术者,马无敌亡而入胡。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为福乎?”居数月,其马将胡骏马而归。人皆贺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为祸乎?”家富良马,其子好骑,堕而折其髀。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壮者引弦而战。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独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为祸,祸之为福,化不可及,深不可测也。 人教社出版的同步“教师用书”,对该文主旨的概括是:“这篇寓言是用来说明‘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老子》第五十八章)这两句话的,阐述了祸与福的对立统一关系。”⑥   这个主旨,其实就是“中国式辩证法”——高中教材对“辩证法”的定义是:“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包含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数十年来,《塞翁失马》长期存留于语文教科书之中,成为无数学子理解“中国式辩证法”最形象的实例。 祸与福真的是“对立统一关系”吗,祸真的可以转化为福,福真的可以转化为祸吗? 当然不是,当然不可以。 《塞翁失马》这个寓言,在讲故事时耍了一个小花招:只叙述“好事”走向“坏事”这一种可能性,却未曾告诉读者:“好事”还存在着走向“更好的事”、走向“没什么事”、……等多种可能性。马丢了,有可能带回一批“胡骏马”,更有可能就此彻底丢失;得到了“胡骏马”,儿子有可能骑马摔断腿,也有可能不会摔断腿……如果事情的演变属于后一种情形,祸未曾转化为福,福也未曾转化为祸,祸与福哪来的“对立统一关系”? 寓言在叙述时,耍这种花招没有问题。因为它不过是想表达:事情的演变,存在走向反面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高度不确定、难以预测(福之为祸,祸之为福,化不可及,深不可测)。寓言本身无意谈什么“祸与福的对立统一关系”,也不存在这种寓意——塞翁丢了马,是一件确定的坏事;丢马之后事情将如何演变,谁也无法预料,可能没什么变化,也可能变的更坏,或者变得更好。 所谓“祸与福的对立统一关系”,即“中国式辩证法”,传达的其实一种捣浆糊式的思维逻辑。其显著特征有二:(1)凡事都强调“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2)凡事必要求他人须“一分为二、辩证地看待问题”。造成的结果,则是对错难辨、是非不分。 其实,任何一件具体的事情,一定有具体的好坏对错之分。很简单的道理:若按上述方式捣糨糊,则任何犯罪案件也必然“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法治将如何付诸实践?可惜这样简单的道理,却常常被无视,以至于学者王学泰曾感慨: “(这种中国式辩证法)造就了一大批‘智足以拒谏,辩足以饰非’的人们,似乎什么时候和怎么说他都有理。”⑦ 图:殷海光,著有逻辑常识普及著作《逻辑新引:怎样辨别是非》,致力于向普通民众播撒“逻辑种子” 综上。语言是表达工具,也是思维工具。教人识字,教人审美,是语文课的核心任务,教人使用语言文字清晰、有逻辑地思考,教人用语言文字将思考的结果清晰、有逻辑地表达出来,也是语文课的核心任务。   中国人不善逻辑的核心原因,当然不在于上述这几篇不讲逻辑的经典文言文(其实,存在逻辑问题的说理白话文,也同样很多)⑧。但这类不讲逻辑的文言文,或被错误逻辑曲解的文言文,会对学生的逻辑能力造成伤害,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尤其是在九年义务教育缺失“逻辑课”这一前提下,学生未必能识破这些“说理文言文”中的逻辑陷阱和逻辑错误。   这是一桩应该引起重视的事情。   注释 ①旧人教版教材,据人民教育出版社官方网站http://old.pep.com.cn/。“部编本”目录,据2016年所披露的“人教版新编初中语文教科书目录”。下文不再赘注。 ②据人教社官方网站“教师中心”之“教学参考”。其余引自同处者,不再赘注。 ③王蒙,《我的读书生活》,收录于:《中国当代文学演讲录》,齐鲁书社,2011,P38。 ④这是一篇政论文章(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最新“部编本”语文教材“《孟子》两章”未收入此篇。 ⑤鲍鹏山,《孟子的逻辑》,《随笔》2002年第2期。⑥http://old.pep.com.cn/czyw/jszx/tbjxzy/jsys/qs/201008/t20100825_727857.htm  ⑦王学泰,《先讲形式逻辑,再说辩证法》,《同舟共进》3003年第8期。“中国式辩证法”还有一个致命漏洞,即在谈所谓的“一分为二地看问题”之前,需要先解释为什么必须是一分为二,而不是一分为三、为四、为五……? ⑧“文言文与中国人不善逻辑”之说颇流行,但很难获得实证。所以学者常以一种保守的姿态讨论该问题,如陈平原先生认为:“现代中国人的思维逐步从类比到推理,从直觉到逻辑、,从模糊到精确,主要跟整个科学思潮有关,但似乎跟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变不无关系。很难设想现代中国人能用二千年前的概念和句式来准确地把握世界并表达现代人复杂的内心感受。”见:《黄子平、陈平原、钱里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1988,P86。笔者不认为文言文是中国人不善逻辑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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