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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伐纣」是一个中国人很熟悉的历史典故。该典故的基本情节是这样的:

“商纣王腐败残暴,耗尽国力对外征伐,同时修筑豪华宫殿,对百姓征收繁重的赋税,还施用酷刑残害人民。于是周武王联合其他诸侯,共行天罚,与商军在牧野决战。商军痛恨纣王,阵前倒戈,周军兵不血刃灭了商朝。”①

这个带有强烈道德说教色彩的故事,主要取材于《史记》。但甲骨文及先秦史籍所记载的商周鼎革,并不是这种面貌。

一、商、周冲突已久

《史记·殷本纪》里记录了一个传说:商朝国君武乙,曾亵渎周人信奉的天神。后来,武乙在黄河与渭水之间打猎,被天雷给劈死了。黄河与渭水之间,是周人统治的核心地区,武乙被雷劈死在这里,意味着他受到周人所奉天神的惩罚。

传说之中的情节未必是史实,但传说的存在仍可以传递出某些信息。在日本学者白川静看来,周人有一种“对天的信仰”,武乙在周地被雷劈死的传说,“可视为其宗教纠纷的表现”,透露出周人和商人之间曾因宗教问题发生过激烈的冲突②。先秦史学者许倬云则认为,在这个传说里,武乙跑到周人的地盘上打猎,“多少有以兵威镇慑周人”的用意,他被雷劈死的结局太过古怪,有可能是为了掩盖他的真正死因③。

不管真实情形如何,“武乙在周地被天雷劈死”这个传说,至少可以说明商、周之间早已存在矛盾。

另据古本《竹书纪年》,商君武乙统治期间,周王季历在位。他率领周人,不断对外开疆拓土。先是奉商的命令,去征讨西北的鬼方,归来后得到了商君武乙的赏赐,“赐地三十里、玉十毂、马八疋”。之后又率军征讨戎狄,因功被信任商君文丁(武乙之子)封为“牧师”,也就是诸侯之长。文丁七年,季历率军“伐始呼之戎”,胜利而归;文丁十一年,又率军“伐翳徒之戎”,俘虏了敌方的三名重要官员。周人的不断扩张,让商人倍感威胁。商君文丁遂设法囚禁了季历,然后又杀死了他。

季历死后,长子姬昌即位,也就是后世通称的周文王。姬昌继续扩张周的势力,且在商君帝乙二年,发动过一次意在复仇的伐商战争。帝乙选择与姬昌联姻作为安抚手段,化解了这场冲突。帝乙死后,纣王即位,封姬昌为“西伯”,即西部诸侯首领。再后来,姬昌触怒商王,一度被囚禁在了羑里。脱离囚禁回国后,姬昌继续维持对商的表面臣服,同时积极扩张,先后灭了密、黎、邘、崇等诸侯。④

二、「替天行道」不如「解决饥荒」可信

按照《史记》的描述,周武王率军伐纣是在替天行道。

为凸显“天道在周”,太史公记录下了“孟津观兵”这样一个故事。其基本情节是:周武王与各路诸侯率军在孟津相聚,其他诸侯都说“纣可伐矣”,是时候讨伐商纣了,周武王却回应说天命未到,“未可也”。直至两年后,商纣杀害比干、囚禁箕子等一系列恶行传来,周武王才遍告诸侯,说“殷有重罪”,已到了不能不讨伐的地步,继而打出了“共行天罚”的旗号。

这段故事,在事理上有许多不可理喻之处。一者,“孟津观兵”本就是为了伐纣,即便只是“军事演习”,也仍形同对商的一种武力挑衅。二者,周及诸侯之军群集孟津并不是一件易事,且不论局势瞬息万变,此刻的盟友一年后、两年后未必还是盟友,单就人力物力的消耗而言,也不会是一个小数目。周武王率性擅自解散联军,既等于放任敌人充分备战,也等于无故消耗盟友国力,几与“烽火戏诸侯”不相上下。鉴于“孟津观兵”一事在《史记》之前不见于典籍,事理逻辑又如此不同,其真实性可以说相当可疑。

如果替天行道、共行天罚之说不成立,武王伐纣的真实原因又是什么?

《左传·僖公十九年》中,记录了一个很重要的史实:

“昔周饥,克殷而年丰。”

民国历史学者张荫麟,据此在其《中国史纲》一书中推测认为,牧野之战很可能是一场“周人掠夺粮食、竞争生存之战”。⑤

考古发现证实,商末气候恶化,确曾发生过干旱。比如,殷墟文化二至四期已发掘的墓葬和水井,呈不断加深的倾向,这说明地下水位在持续下降⑥。在甲骨文中的卜辞里,也能见到:自商君文丁开始,商人祭祀用的牲畜,最多只有“三牢”或“五牢”;在此之前,商人一次祭祀所使用的牲畜,往往会有数十乃至数百头。牲畜的减少,或许正与气候干旱水草退化有关。古本《竹书纪年》里的“洹水一日三绝”,《国语》里的“河竭而商亡”等记录,似也与上述气候变化相吻合。

长期研究西北历史环境的学者王晖与黄春长认为,干旱迫使商人向东南发展,也迫使周人不得不一再向水资源较充足的地方迁徙。资源短缺带来的竞争,最后引发了商周之间的牧野决战:

“周人克商的牧野大战发生在大旱之年,其直接导火索是为了解决因旱灾发生饥荒的生存危机,是周人为了寻找生存出路而作出的举动。”⑦

“解决饥荒”之说,虽不是百分百的定论,但它有史料和考古佐证,也符合事理逻辑,显然要比用道德说教构筑起来的“共行天罚”之说更为可信。

三、兵不血刃只是幻象

为了凸显“天道在周”,《史记·周本纪》里还记录了一则“商军倒戈”的故事,说联军来到牧野时,商军全都没有战斗的欲望,反希望周武王赶紧入城灭了商纣。这些人“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纷纷调转兵器的方向,去给灭商联军带路。

民国史家吕思勉认为,商君倒戈的内容并非史实,而是太史公为了对后世的统治者做道德说教,自己加上去的。他更相信《逸周书·克殷》里对牧野之战过程的记述⑧。那里面说:

“周车三百五十乘,陈于牧野。王既誓,以虎贲戎车驰商师,商师大崩。”

周人与商人竞争交恶,已有至少四代人的历史。商人不会对周人掉以轻心,周人也不会幻想商人会拥戴周武王。相较之下,《尚书·武成》说牧野之战“血流浮杵”,《春秋文耀》说“牧野之战鬼哭”,这些与《史记》大相径庭的记载,显然要更合情理。

先秦知识界否认牧野之战“血流浮杵”,大约始于孟子。因为渲染武王伐纣兵不血刃,有助于佐证孟子一派“仁者无敌”的政治理念⑨。

其实,孟子否定牧野之战血流漂杵的理由,可谓简单粗暴。他在《尽信书不如无书》篇里说,完全相信《尚书》,那就还不如没有《尚书》,对《尚书.武成》篇里的记载,我只信其中的两三块竹简。最不信的,就是里面说牧野之战血流漂杵:

“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孟子的用意是好的。他想要用“仁人无敌”这样的说辞,来诱使自己所处时代的君王们,都来做仁者,不要做暴君。但他的论证却毫无逻辑可言——“仁人无敌”是一个需要被证明是否成立的结论,并不能直接拿来做论据,进而否定牧野之战的血流漂杵。孟子玩了一种典型的循环论证:“牧野之战周武王兵不血刃”证明了“仁人无敌”;“仁人无敌”证明了“牧野之战血流漂杵是不可能的”。

鉴于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有太多仁者被残暴者击败的案例(当然,这并不是说纣王是仁者),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里,尖锐批评过孟子的上述论断。他直言,“孟子理想中的仁义之师,本为历史上不能发生之事实”。较之道德说教构筑的兵不血刃幻象,梁启超更愿意相信《逸周书》里所记载的“武王残暴之状”。

因为后者更合事理逻辑,在历史上更常发生。


注释

①《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16年7月,第20页。

②(日)白川静:《西周史略》,三秦出版社1992年,第15页。

③许倬云:《西周史》,三联书店1994年,第86页。

④白光琦:《先秦年代续探》,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0页。

⑤张萌麟:《中国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6页。

⑥李鹏为:《武王伐纣的历史情境复原》,《大众考古》2016年第9期。

⑦王晖、黄春长:《商末黄河中游气候环境的变化与社会变迁》,《史学月刊》2002年第1期。

⑧吕思勉:《读史札记 上》,译林出版社2016年,第11、112页。

⑨苏德荣:《武王伐纣研究》,中国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6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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