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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两天看《清平乐》。请编辑说一说宋朝的GDP。有统计认为占到了世界经济总量的80%,是真的吗?

关于宋朝的GDP,中文世界流行着许多说法。

最常见的是两种。一种称宋朝的GDP占到了世界的80%,另一种称占到了世界的60%以上。某些“稍微严谨一点”的文章和著作,则将二者结合起来,说占到了世界的60%-80%。

这两个数据都不可信。

“占世界的80%”之说,源头已不可考,也没有任何学术和史料依据。它的广泛传播,与央视《百家讲坛》一档谈宋史的节目有关。节目中,讲述人介绍了这个数据,且对其持肯定态度。

“占世界的60%以上”之说,则出自误读。

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在其著作《世界经济千年史》中,有一项利用购买力换算得出的统计,认为在公元1000年左右(正值中国的北宋时期),亚洲(不包括日本)的GDP规模是789亿国际元,整个世界的GDP规模是1168亿国际元,前者相当于后者的67%左右(见下图)。

有些人想当然地认为不包括日本的亚洲,主要就是北宋,所以有了“宋朝的GDP占到了世界的60%以上的说法”。①

安格斯·麦迪森的统计,他使用的单位是“10亿国际元”

殊不知,上面这张放在正文中的表格,只是一张简表。

在该书的“附录B”中,麦迪森还有更详细的表述——他将“亚洲(不包括日本)”这一区域,划分成了中国、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地区)三个部分。

据这张附表,中国在公元1000年前后的GDP规模,是265.5亿国际元,只占到世界GDP总量的22.7%;印度占到了28.9%。

麦迪森关于世界各国GDP的统计(部分)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麦迪森统计的是“中国”,而非“北宋”。他在书中将公元1000年前后的中国人口,确定为5900万。一般认为,公元980年的北宋人口大约是3250万;这5900万人当中,显然还包括了辽、西夏、大理等处的人口。

也就是说,若以麦迪森的计算为依据,那么,在公元1000年前后,北宋的GDP总量占世界的比例,是要少于22.7%的。

此外,麦迪森还有一个关于“人均GDP”的数据对比。他通过购买力换算,得出结论:公元960年,也就是北宋立国之时,中国的人均GDP相当于1990年的450美元,比同期的欧洲略高。③

具体见下图:

麦迪森对中国、欧洲人均GDP的比较

遗憾的是,因为无法带来血脉贲张的快感,麦迪森的这个数据,很少被中文知识界引用。传播最广泛的说法,是毫无依据的“北宋人均GDP达到了2280美元”。

当然了,中国开始统计GDP,是1980年代的事情。麦迪森的上述统计,是在数据非常不充分的条件下,做出的一种学术估计,而非精确计算。也有很多学者不认同麦迪森的数据,但这些不认同,并不会从22.7%偏差至60%乃至80%,后者不可能是史实,只能是神话。④

宋代石刻地图《禹迹图》

其实,判断一个朝代的生存环境对民众是否友好,不必使用后世发明的GDP之类的概念,由传统的财税制度入手,也足以管中窥豹。

北宋开国,民众承受的税赋,其实是很高的。朱熹就说过,“祖宗创业之初”有很多事要花钱,老百姓承受的负担,“比之前代已为过厚重”,与前代相比,重出了许多。

两宋三百年,这种状况始终没有得到改变。宋仁宗时代,包拯在奏折里说:天下的纳税户口没怎么变,朝廷的财政收入却增加了一倍有余,这是为什么?是因为这些年朝廷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就开始玩“折变”,玩“重率暴敛”,也就是变相增税。他问宋仁宗:“日甚一日,何穷之有?”这样一天天地增税增下去,何时是个尽头呢?⑤

包拯说的,主要是农业税。增税的核心动力,是养活庞大的禁军与官吏集团。北宋禁军的数量,在宋太祖时代已有37.8万余人,到宋仁宗时代,则高达125万余人(包括部分地方厢军),同时代的欧阳修发出过“七八十万之兵,不得七八万人之用”的感慨。至于官吏数量,仅1001年就裁减了19.5万冗吏;而未被裁减者的数量,又远远多于裁减者。为了养活这近两百万人,北宋的财政很早就入不敷出了,宋真宗天禧年间的收支核算是:天下总支出15085.01万,总收入是12675.52万,亏空了2400余万。

宋仁宗时代,大臣贾昌朝对皇帝说过这样一番触目惊心的话:

“臣我治理过京畿附近的一个县邑。邑中驻扎了三千名禁军,留出一万户百姓的税赋,仅够勉强供应他们,郊祀庆赏之钱还得从内库中开支。江淮每年向京师输送600余万石粮食,但江淮一年的输入,仅勉强够国家一个月的开支,其中军队占去三分之二,冗食占去三分之一。国库里已没有什么储蓄。天下无事已久,财富既不藏于国库,也不藏于民间,一旦有天灾有战事,可怎么办呢?”⑥

三千名禁军,要一万户纳税者才能勉强养活。按125万禁军计算,光养活他们就需要420万纳税户——宋仁宗嘉佑八年(1063年)的统计,天下只有纳税户1246万余户。再考虑到禁军频繁调动的费用、地方厢军的存在、京畿地区百姓比较富裕等因素,推测认为军队一项,大约就要耗掉天下半数纳税户的税赋,也不算太离谱。

在这种状况下,宋朝之所以还能立国三百年,是因为它在商业采取了与前代不同的政策,不但不再抑商,甚至还有了一些重商色彩。在宋代的多数时候,来自工商业的财政收入,超过了来自田亩的农业税赋。

北宋《金明池夺标图》

但这并不意味着宋朝有很好的商业环境。

“禁榷收入”是北宋政府最大的一笔商业收入。所谓“禁榷”,就是国家垄断。垄断的具体方式很多,或是官产官运官卖,或是由官府掌控货源卖销售许可证给私商,或是允许民间生产,但必须集中卖给官府,再由官府卖给民间。垄断的商品种类也很多,至少包括了食盐、酒、茶、矾和香。

宋代官府非常严苛地执行上述垄断政策。清代史学家赵翼评价说,在酒类垄断这件事情上,“未有如宋之甚者”,历朝历代都比不过宋朝。食盐垄断的典型恶政,发生在燕云十六州。联金灭辽后,北宋收回了燕云十六州的一部分,然后在该地实行新的盐法。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在辽人统治的时代,当地“每贯四百文得盐一百二十斤”,也就是11.6文钱可以买到1斤盐;北宋官员接收该地后,立即启动食盐专卖政策,“每斤至二百五十文足,或二百八十文足”,将盐价提升到250-280文钱一斤,足足是之前的20余倍。⑦

对私营工商业征收商税,与“禁榷收入”的体量不相上下。除时而在灾荒年份对农器、粮食之类免税外,宋人生产、生活中的所有物品,几乎都在征税之列。盖个房子要征税,娶妻子嫁女儿也要收税,甚至出远门读书,在路过税卡时,随身携带的铜钱、铁钱也要纳税,只有纸币一般不征税,因为宋朝政府很喜欢随意发行纸币,来解决自己的财政困难。

宋代沙船

到了南宋,情况变得更糟。朝廷开始预征、预借农业税——预征就是秧苗刚插下去,官府就来收今年的税粮;预借是今年先把明年、后年、再后年的税粮给征了,时人形容这种预借的本质是有借无还,这任官员借了,下任官员绝不承认,绝不会说明年、后年就不征粮了。商税的种类也是多如牛毛,什么经总制钱、丁绢、丁盐钱、折布钱、僧道免丁钱、市例钱、秤提钱、罚酒钱、科醋钱、卖纸钱、税酱钱、下拳钱……宋元时代写《文献通考》的马端临说,自己虽是时代的亲历者,但“不可以遍举,亦不能遍知”,收税的名目太多,实在是列举不过来;还有很多税种,自己也没听过。

宋孝宗时代,被压榨得奄奄一息的南宋商人,已习惯性地将各处的征税港口与关卡称之为杀人的“法场”。池州的燕汊港是“大法场”,湖北的黄州是“小法场”,湖北的鄂州是“新法场”。这些法场,会替商人编造不存在的货物,勒令他们纳税,如若不从,以后就很难再在这里做生意,这种手段在当时有个名称,叫做“虚喝”;法场还会擅自更改商人货物的价格和数量,勒令他们多纳税,这种手段叫做“花数”;朝廷在政策上推广纸币,法场则强迫商人用铜钱纳税,铜钱不足就以低价扣留商品做抵,这个手段叫做“折纳”;……⑧

以上种种,才是宋朝民众的真实生存状况。


注释

①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6页。

②同上,第259页。

③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9页。

④张邦炜,《不必美化赵宋王朝——宋代顶峰论献疑》,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⑤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1995年,第32-33页。

⑥《宋史》卷一七九《食货志.会计》。

⑦《三朝北盟会编》卷24。

⑧陈振,《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第584-5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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